有调查显示，当前，我国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青海、宁夏、甘肃、安徽等地农村的彩礼普遍达到了20万－30万元。而在江西一些农村地区，50万元左右的彩礼，在近年开始越来越普遍，甚至最高的支付金额，已达到了88万元。加上买房、买车、婚礼，以及其他一些林林总总的开销，目前，中国农村男性需要支付的婚姻总成本，普遍在70万元到120万元之间。而就算取平均值，其也超出了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至18倍。

  随着彩礼升高的，还有讨要彩礼理由的多样化。除了“三金”“改口钱”这些，还出现了“上车钱”“下车钱”甚至“洞房花烛夜钱”，一时间，让人摸不清自己是在结婚讨老婆，还是逛窑子。

  那么，中国的彩礼价格，为什么如此之高呢？是因为中国男人都那么普通，却那么自信吗？

  作为热门话题，我发现，目前在网络上，常见的解释，是从性别比、经济落差、女性思维等方向分析。这些不能说错，但是过于笼统。其对国内彩礼，往往只是统称为“高”，却忽视了全国各地的诸多差异。

  恰好，我也看了不少关于彩礼的研究，尤其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杨华教授的相关著作，对我颇受启发。

  那么接下来这3期节目，我就从3个新的角度切入，从局部到宏观，为大家重新透视，“彩礼之痛”的成因、男女家庭的诸多博弈，以及背后的中国社会。每一期，都干货满满，这点各位可以放心。

  在这里，我将彩礼定义为：婚姻过程中，以结婚为条件，男方需要赠送的钱财与物品，赠送对象为女方或女方家庭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定义中，不光男方送的钱算作彩礼，房子、车子、“三金五金”等等都算作彩礼。

  这是因为，相较于现代文化更繁荣的城市地区，农村地区保留的彩礼文化更浓、要求更为硬性、说法更为多样，甚至相对数额更为巨大。在这里，既能了解到彩礼的“前世”，也能透视彩礼背后的诸多现实诉求与矛盾，也就是彩礼的“今生”。

  当然，如果开眼看世界，我们大家可以发现，作为一种婚姻习俗，彩礼在中国，南亚、欧洲，甚至是美洲原住民地区，都广泛存在。这里各位先不要破防，我说的是古代社会。

  而之所以世界各地都曾拥有彩礼习俗，是因为其具有两个属性：契约属性与支付属性。

  所谓契约属性，是指赠送彩礼，既是一种象征着婚姻关系成立的仪式，也是防止婚姻双方反悔的一种方式。

  在公权力无法有效渗透到基层社会，民间充满了自治色彩的古代，这种类似于订金的机制，保证了婚姻这一重要“合同”的有效性与执行，减少了联姻过程中的许多矛盾，降低了社会的运行成本。

  如果沿着彩礼的“契约”与“支付”属性这一思路进行观察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如今的中国彩礼，分为5种类型，即“强支付—强契约”“强支付—弱契约”“弱支付—强契约”“弱支付—弱契约”“零支付—零契约”。

  所谓“强支付—强契约”的彩礼，主要出现在江西农村。在当地，支付天价彩礼的同时，往往意味着男女双方拥有了确定的婚姻关系。可以说，在当地，与彩礼相比，去民政局领证，更像是一种形式。而收了彩礼后，反悔的成本就变高了很多。

  而“强支付—弱契约”的彩礼，主要以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皖北、苏北等地区为典型代表。在这些地区，收受彩礼虽然也意味确认了男女双方的婚姻关系，但相较于“强契约”地区，其对“婚姻”的规范力度要弱得多。在这里，彩礼更多的是体现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“价值”，或者说，是“稀缺性”。

  此外，由于彩礼只剩下了“支付属性”，因此女方收彩礼时，便可以一门心思、挖空心思地要钱，甚至将婚礼演变为闹剧。

  比如近年来，这些地区的彩礼数额和形式常常突破传统的规则和惯例，其形式越来越复杂，要价越来越不限场合。比如新娘“下车”前要给钱、“洞房花烛夜”也要给钱等等。同时，这里女方出现悔婚、跑婚的情况也更多。

  我相信很多观众，这几年都刷到过类似：婚礼时女方家突然巧立名目，提出多要钱，如果男方不同意，就威胁终止婚礼，甚至最后真的不欢而散，将原本的婚礼变成闹剧的新闻。其中，很大一部分来自“黄泛区”，也就是彩礼“强支付—弱契约”的地区。

  至于“弱支付—强契约”的彩礼形式，则主要集中在江苏、浙江、闽南东部等地。在这些地区，夫妻双方的家庭更加看重彩礼带来的婚姻承诺与约束性。至于价格，则属于可商量，或者以嫁妆的形式做到互不亏欠。

  而所谓“弱支付—弱契约”型彩礼，则主要见于湖北南部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、四川、贵州等地。在这些地区，收受彩礼并不等于对婚姻进行了绝对承诺，也不求让女方“一次吃饱”，反而更像是一种对新人在订婚、结婚过程及女性生育时，对女方家庭进行的补偿。

  这些地区的彩礼钱，可能只包括了对婚礼费用的折算，和一部分会通过女方父母，最终流向女方个人的嫁妆钱或“奶水钱”。

  最后，就是“零支付—零契约”的彩礼了，说白了就是这些地区没有结婚需要给彩礼的说法，典型的有北京与上海的城区。

  那么，为什么彩礼会呈现出这5种类型呢？我们又可以从中，分析出中国各地彩礼哪些相同和不同的成因呢？

  观察中国彩礼的5种类型，很容易发现，以北京、上海城区为代表的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大城市，收受彩礼的意识恰恰是最为薄弱的。而这背后，正是彩礼在全国其他地区盛行的原因。

  前面我们讲过，彩礼的属性之一，是“支付”。而支付的目的中，有一项就是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，失去子女后，养老出现困难的补偿。

  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，男性把别人家的女性娶走，等于减少了对方家庭的一名劳动力。同时由于那时候没有养老金，因此迎娶还势必意味着，增加了女方家族“老无所养”的风险。此时，彩礼支付的属性就体现了出来，女方家庭可以借此，索要合理的损失，保证自己之后的生活。

  我只能说，尽管21世纪已经走完了快1/4，但是中国农村的养老情况，依旧不乐观。

  根据媒体报道，截至2022年末，我国农民实际发放的养老金，平均每月188元，相当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平均发放水平——每月3577元的5.26%。

  如果再细分，可以看到，2022年，全国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约为3671.1万人，而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补贴达到了5479.01亿元。

  同年，全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，大约达到了44402万人，远超了事业机关，但国家补贴则为7043.82亿元。平均下来并不如前者。

  至于农村人口，2022年，全国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大约54952万人，而国家补贴仅仅为3337.7亿元。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，农村人口与第一等级的养老金，差距进一步拉大。

  在这样的“养老梯度”下，农村出现了某种“养老危机”。毕竟，国内的生活成本不是根据农村人的收入决定的。而借着彩礼“捞一笔”，则成为农民的共识。

  更何况，随着农村土地与生产形式的破碎、商品经济的冲击，以及逐渐走高的生活成本，乡村，变得越来越难以自给自足。这样看起来，彩礼越来越高，也就不奇怪了。至于京沪两地，由于这里长期普及了相对来说不错的退休金，所以彩礼文化在此前消灭的比较彻底，至今也没有正式复燃。

  此外，支持“养老金”构成影响因素的，还有一个证据，是农村地区一个有趣的现象。

  近年来，无论是彩礼“强支付”省份，还是“弱支付”地区，都出现了女方想要出高价，其前提条件，是要保证这份彩礼最终要流转到新婚女自己手中的情况。

  这一现象的表面原因是，高价彩礼在农村的风评，其实也不是太好。如果钱不到闺女自己手里，女方家缺少正当理由不说，还要背负“卖闺女”的骂名。而如果彩礼最终流向了闺女自己手中，或者新婚的小家庭里。那么女方家庭既保护了闺女在婚姻市场中的“价值”，又不用担心被人指责的负担，平添了许多面子。

  但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，在这样的彩礼流转过程中，这份钱，是必须过女方父母之手的。也就是说，新婚女如果想以自己或小家庭的名义拿到彩礼，就必须等自己父母给她。

  为什么呢？因为多了这样一套流程，等于确保了女方家庭可以让自己的闺女认识到，“钱，是我们老两口出于善意给你的。”而闺女从自己父母手中得到钱后，也就更容易记住老两口的好。

  这是一项，对“泼出去的水”进行的，重要的感情培养。其目的，自然是让闺女惦念父母，在之后的照料与赡养中，依旧上心。

  说起来，父母与子女之间，或者类似比喻的关系之间，其实不是一句“无私的爱”就能概括的。实际上，只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就会存在着许多的思考与博弈。

  这时候可能就有观众好奇了，为什么很多中国城市也需要彩礼？为什么就算在农村，彩礼还会分成4种类型呢？为什么江西、河北、黄泛区，彩礼的“支付属性”，总体上要高于其他地区呢？

  如果把婚姻看作是一个市场，那么在中国的很多地区，其都呈现出了一种严重的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。而有经济学常识的朋友都知道，在“卖方市场”时，哪里的供需关系更紧张，哪里的价格就更高。

  婚姻里，彩礼就是价格。而按照市场紧张程度划分，则是农村＞城市＞一线城市。

  要说清楚，我需要引入一个概念，叫做“出生人口性别比”。它是指一年内出生男婴总数和女婴总数的比值。

  一般来说，出生性别比的常规值在102－107之间，也就是每出生100个女婴，对应102－107个男婴。比值在这个区间之外，就属于超常规。

  根据人口学家原新教授的统计，1980年－2004年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。1982年，这个比值是107.6；1990年，达到了114.8；10年后的2000年，又攀升到了119.6，并最终在2004年达到峰值——121.2。

  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出生人口数据，我们大家可以得知，1980年－2020年，全国累计出生人口为7.79亿人。按照上面的性别比变化估算，其平均性别比为114.4。这一数字，超出了性别比常规值的上限107，同时意味着，累计男性多出生了3347万人。

  根据统计，1982年－2000年，中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由107.7，提高到了恐怖的121.7，从高于城镇0．6个比点，提高到了5.3个。这造成了农村女性人口的严重“赤字”。而恰恰是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口，目前正处于适婚年龄段。

  当然，我也承认，从目前官方的数据上看，全国适婚人口的“赤字”问题并没有这么多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在20－40岁适婚年龄人口中，男性人口比女性仅多了1572万人。不过，这一数字，依旧意味着性别数量在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。而这也必然使适婚女性因为有充足的选择余地，而将婚姻的门槛不断提高，索要更高额的彩礼。同时，许多适婚男性可能终其一生，也无法找到结婚的伴侣。

  要说清楚造成性别比“先天”失衡的原因，可能又会是长篇大论，能做几期节目。在这里我就先不赘述。

  接下来，我们来聊聊造成性别失衡的后天因素——各地区的经济“失衡”。这同样是彩礼存在的重要原因，也是使得彩礼出现4、5种不同类型的重要影响因素。

  从节目第二段中，大家不难发现，在彩礼具有“强支付”属性的地区，无论是江西，还是“山河四省”“陕甘宁”“淮海省”等地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穷！

  但是细看就会发现，这些地区的经济，都非常依赖“财政饭碗”，市场经济的活跃度都比较差。而纵观全国各个城市的GDP排名，这些地区的城市，排进前40的数量非常少。

  比如江西，属于“长三角”与“珠三角”边的经济洼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量女性出现了外流，而这无疑加重了江西地区的性别失衡。

  再比如“山河四省”与“淮海省”，其距离经济发达的京沪、“长三角”并不远，出现人口外流的情况也并不意外。

  总之，由于经济失衡导致的人口外流，逐步推动了上述地区男女性别比的畸高。而女性，由于在他乡的“负担”更小，更容易依靠婚姻“嫁高娶低”原则留在外省的特点，导致回乡比例低于男性，更加剧了性别问题的严重性。也因此，在这些地区，彩礼都走向了高价与“强支付”。

  反倒是江浙、岭南地区，依靠相对发达的经济与“城镇一体化”，即便是在农村地区，依旧吸引了众多外来女性资源，以此来降低了婚姻市场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，出现了不同形式的“弱支付”属性彩礼。

  至于京沪两地，“对不起，你们那的女性都在我们这租房呢，好一点的结了婚买了个房。”不开玩笑地说，两地非流动人口性别比一个104，一个107，都属于正常范围。而且像我这种文科类的工作，周围经常是20女1男的情况，男性有时候倒成了稀罕物。有机会我开直播让大家见见我的女性朋友们。

  总之，靠着相对合理的性别比例与经济剪刀差，以及之前提到的养老保障，两地的彩礼问题并不严重。

  有时候，我真的很同情中国男性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，从出生到死亡，抽到的都是一副和极少数关键对手相比，有着极大差距的烂牌。尽管他们那么普通，但他们依旧坚强，为家庭挥洒着汗水、为社会提供着动力、风雨无阻的把外卖送到你的手上、日夜兼程的把你网购的衣服化妆品运到配送站。从火箭上天到餐馆做饭，从水稻杂交到看病生孩子，哪些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。他们骨子里并不自信。而且受限于环境影响，他们往往并不光鲜，甚至有些荒诞；他们可能终其一生，都收获不了任何掌声。但是，他们绝不应该只收获嘲讽与笑声！你的爸爸们，值得被关注！

  当然，中国彩礼问题的原因，远远不止上面这些影响因素。因为篇幅原因，我这期先说到这里。下期节目，我将继续这一个话题的第二部分，从全新的角度，透视彩礼之痛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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